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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田被納入「2030+」北部經濟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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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田被納入「2030+」北部經濟帶

《信報》2017年4月10日

《 香港2030+》無關中港融合?

朱德浩

過去數周,每天上網,唯一碰見的議題就是:應不應該撐薯片?結果是不撐的人很鬱悶,撐了的人就更鬱悶。攞苦嚟辛,又何必呢?

應如何面對這樣的窘境?對我來說,答案實在簡單不過:選特首這類「花生新聞」,又怎可能如此當真呢?反正結果一早已知,不聞不問就更明智。若然想認真的話,倒不如看看《信報》這個欄目和影子長策會提出的話題!

有什麼話題值得港人更加認真看待?顯然易見,在現屆梁班子剩下的議程中,除了想要收拾佔中的殘餘,諮詢期至四月底的《香港2030+》亦肯定是「重中之重」。問題是當大家都在忙著「食花生」,人人彷彿以為自己有一票在手,又怎可能認真對待這份影響未來香港三十年命運的文件?

當然,話得說回來,《香港2030+》的內容空泛浮誇,不著邊際;唯一讓人感到現實緊迫感的,就只有東大嶼都會和新界北發展兩大策略增長區。前者建議在交椅洲和喜靈洲一帶興建超級人工島 ,面積逹到1,000公頃,令香港的「後花園」蒙受直接威脅。相比之下,後者面積為720公頃,規模和新界東北差別不大,並且均主要通過鄉郊收地拆遷的方式進行。反正已經歷過菜園村和新界東北,新界北的「花生指數」早已所餘無幾。

謹此希望帶出十年前的一本書:《The Politics of Small Things: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Dark Times》(2007),作者Jeffrey Goldfarb曾力圖說服讀者,政治涉及政策、制度和意識型態的宏大論述,例如政府應走干預或不干預的道路,無論立場和取態是什麼,普羅市民難有介入的機會,因而總是感到迷失和洩氣;但政治亦涉及日常生活的層面,他稱之為「小事的政治」,例如在社區舉行街頭表演,甚或是柏林圍牆上的塗鴉,它們尤其是在專制政權之下,往往是自由和民主演練的好機會,是民眾擺脫政治無力感的重要方式。

當然,民生無小事,我也不是說新界北是易於介入的議題。但假如只一味習慣「食花生」,慣了用看熱閙的心態參與政治,而不從實質政策的討論和演練作起步,未來我們又是否真正懂得掌握自己的命運?

城市・鄉郊・自然共融?

數年前,發展局將新界東北規劃稱為「香港人的新市鎮」,公眾焦點難免落在住宅供應、尤其是公營房屋供應之上。但區內卻只有「約90公頃的房屋用地」,僅佔新界東北發展區612公頃不足15﹪,而公營房屋更只佔7%,發展新市鎮又是否真能有助解決房屋供應的不足?當時發展局提出的理據是,新界東北「可發展面積只有約300多公頃,其餘土地大部份是綠化、休憩和美化市容地帶(近200公頃或約32%)...以及保留不作發展的農業地帶和自然保育區(約60公頃或10%)、自然生態公園(約37公頃或6%)」,三者相加的總面積接近300公頃,也就是接近新界東北總面積的一半!

若採用相近的發展密度和土地用途分配,則新界北的房屋用地亦只需140-180公頃,佔整個發展區約20-25%。在相當程度上,這似乎反映諮詢文件所標榜的「城市、鄉郊、自然共融」,重視綠化和生態的均衡發展,為新市鎮提供更佳的生活環境。但問題卻在於:首先,作為廿一世紀香港新一代的新市鎮,房屋、人口和綠化用地的比例到底有沒有標準?為何部分發展區綠化用地的比例,會遠遠超出其他的新市鎮?其次,既然新界東北「可發展面積只有約300多公頃」,為何餘下300公頃的「不可發展面積」,仍有需要劃入新市鎮的範圍呢?

「不可發展面積」劃不劃入新市鎮範圍,那其實不是最為關鍵的問題;最為關鍵的,是到底將會用作什麼具體用途。數年前,林鄭月娥曾說:「香港不能再有另一個天水圍」。觀乎天水圍規劃失誤的沉痛教訓,區內其實同樣設計了大量綠化用地,包括天水圍公園和天秀路公園等,美侖美侖,整齊清潔。但問題是這些被過度規管的綠化用地,居民卻失去了靈活創意使用的自由。一個由地產主導的推土機式新市鎮計劃,早已將原有的社區和自然生態悉數移平,將生物和經濟的多樣性消滅殆盡。

中港融合、可達性及連接性

另一方面,新界北規劃亦標榜「可達性及連接性」,但交通運輸設施如何配合建議中極龐大的居住和就業人口,諮詢文件似乎還未及考慮。除了新田和古洞北將會以北環線作為運輸規劃的基礎,餘下像河套區、文錦渡、恐龍坑、坪輋、打鼓嶺、香園圍和皇后山等廣泛區域,各項土地用途和功能彷如星羅棋佈,各據一方。到底將通過何等區內交通系統,才能有效地接駁串連起來,並切合居民當區的生活需要,諮詢文件竟完全沒有觸及。尤其甚者,南向對外通道除了東鐵和環迴公路,「視乎發展規模,可能的文通伸延至其他新市鎮及/或市區(有待研究)」,廖廖數語,足見新界北只是一個多麼虛妄的空中樓閣。

觀乎目前的《香港2030+》諮詢文件,與十年前《 香港2030》的最大差別,就是對中港融合的問題極度迴避。例如河套區的名字被納入諮詢文件 「三條發展軸」之一:「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」的範圍;但具體內容卻對河套區的角色絕口不提──《新界北專冊》談到區內適宜發展創新及科技產業,卻完全沒有提及新界北和河套區的關聯;其中「新田/落馬洲發展樞杻」的面積175公頃,但對毗連87公頃的河套區卻完全不置一詞。就算我們完全將河套區視作深圳的一部分,以它所處的邊境戰略位置,《 香港2030+》也應加以探討,現在完全不提倒顯得欲蓋彌彰!

事實上,諮詢文件中提及的另一條「發展軸」:「北部經濟帶」,便主要由七個港深邊境口岸,以及毗連的洪水橋、新界東北和新界北新市鎮串連而成。其中新界東北規劃人口17萬,區內只提供不到4萬就業職位;稍後洪水橋的規劃人口大致相同,但職位數目則大幅提升至17萬;及至《香港2030+》則揚言,新界北人口25-35萬,卻竟能提供職位21萬!「人口及職位比例均衡,令交通基礎設施的需求可降至最低,乘客的平均行程距離也可縮短」──唯一合理的解釋,是市民盡皆主要出入深圳而非香港。而坪輋和打鼓嶺繼東北一役之後,再次不能倖免,淪為配合中港融合的土地儲備。

恰巧李克強在2017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,首度提出「粤港澳大灣區」的概念,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,研究制定区內城市群的发展规划,发挥港澳独特优势,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。广东省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,也包括「开展珠三角城市升级行动,联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」等内容。《香港2030+》諮詢文件中悉數被隱沒的內容,香港市民只能在內地官方文件中找到。

2030+懶人包


https://www.inmediahk.net/node/10490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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