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信報》2017年4月10日

《 香港2030+》無關中港融合？

朱德浩

過去數周，每天上網，唯一碰見的議題就是：應不應該撐薯片？結果是不撐的人很鬱悶，撐了的人就更鬱悶。攞苦嚟辛，又何必呢？

應如何面對這樣的窘境？對我來說，答案實在簡單不過：選特首這類「花生新聞」，又怎可能如此當真呢？反正結果一早已知，不聞不問就更明智。若然想認真的話，倒不如看看《信報》這個欄目和影子長策會提出的話題！

有什麼話題值得港人更加認真看待？顯然易見，在現屆梁班子剩下的議程中，除了想要收拾佔中的殘餘，諮詢期至四月底的《香港2030+》亦肯定是「重中之重」。問題是當大家都在忙著「食花生」，人人彷彿以為自己有一票在手，又怎可能認真對待這份影響未來香港三十年命運的文件？

當然，話得說回來，《香港2030+》的內容空泛浮誇，不著邊際；唯一讓人感到現實緊迫感的，就只有東大嶼都會和新界北發展兩大策略增長區。前者建議在交椅洲和喜靈洲一帶興建超級人工島 ，面積逹到1,000公頃，令香港的「後花園」蒙受直接威脅。相比之下，後者面積為720公頃，規模和新界東北差別不大，並且均主要通過鄉郊收地拆遷的方式進行。反正已經歷過菜園村和新界東北，新界北的「花生指數」早已所餘無幾。

謹此希望帶出十年前的一本書：《The Politics of Small Things: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Dark Times》（2007），作者Jeffrey Goldfarb曾力圖說服讀者，政治涉及政策、制度和意識型態的宏大論述，例如政府應走干預或不干預的道路，無論立場和取態是什麼，普羅市民難有介入的機會，因而總是感到迷失和洩氣；但政治亦涉及日常生活的層面，他稱之為「小事的政治」，例如在社區舉行街頭表演，甚或是柏林圍牆上的塗鴉，它們尤其是在專制政權之下，往往是自由和民主演練的好機會，是民眾擺脫政治無力感的重要方式。

當然，民生無小事，我也不是說新界北是易於介入的議題。但假如只一味習慣「食花生」，慣了用看熱閙的心態參與政治，而不從實質政策的討論和演練作起步，未來我們又是否真正懂得掌握自己的命運？

城市・鄉郊・自然共融？

數年前，發展局將新界東北規劃稱為「香港人的新市鎮」，公眾焦點難免落在住宅供應、尤其是公營房屋供應之上。但區內卻只有「約90公頃的房屋用地」，僅佔新界東北發展區612公頃不足15﹪，而公營房屋更只佔7%，發展新市鎮又是否真能有助解決房屋供應的不足？當時發展局提出的理據是，新界東北「可發展面積只有約300多公頃，其餘土地大部份是綠化、休憩和美化市容地帶(近200公頃或約32%)...以及保留不作發展的農業地帶和自然保育區(約60公頃或10%)、自然生態公園(約37公頃或6%)」，三者相加的總面積接近300公頃，也就是接近新界東北總面積的一半！

若採用相近的發展密度和土地用途分配，則新界北的房屋用地亦只需140－180公頃，佔整個發展區約20－25%。在相當程度上，這似乎反映諮詢文件所標榜的「城市、鄉郊、自然共融」，重視綠化和生態的均衡發展，為新市鎮提供更佳的生活環境。但問題卻在於：首先，作為廿一世紀香港新一代的新市鎮，房屋、人口和綠化用地的比例到底有沒有標準？為何部分發展區綠化用地的比例，會遠遠超出其他的新市鎮？其次，既然新界東北「可發展面積只有約300多公頃」，為何餘下300公頃的「不可發展面積」，仍有需要劃入新市鎮的範圍呢？

「不可發展面積」劃不劃入新市鎮範圍，那其實不是最為關鍵的問題；最為關鍵的，是到底將會用作什麼具體用途。數年前，林鄭月娥曾說：「香港不能再有另一個天水圍」。觀乎天水圍規劃失誤的沉痛教訓，區內其實同樣設計了大量綠化用地，包括天水圍公園和天秀路公園等，美侖美侖，整齊清潔。但問題是這些被過度規管的綠化用地，居民卻失去了靈活創意使用的自由。一個由地產主導的推土機式新市鎮計劃，早已將原有的社區和自然生態悉數移平，將生物和經濟的多樣性消滅殆盡。

中港融合、可達性及連接性

另一方面，新界北規劃亦標榜「可達性及連接性」，但交通運輸設施如何配合建議中極龐大的居住和就業人口，諮詢文件似乎還未及考慮。除了新田和古洞北將會以北環線作為運輸規劃的基礎，餘下像河套區、文錦渡、恐龍坑、坪輋、打鼓嶺、香園圍和皇后山等廣泛區域，各項土地用途和功能彷如星羅棋佈，各據一方。到底將通過何等區內交通系統，才能有效地接駁串連起來，並切合居民當區的生活需要，諮詢文件竟完全沒有觸及。尤其甚者，南向對外通道除了東鐵和環迴公路，「視乎發展規模，可能的文通伸延至其他新市鎮及／或市區（有待研究）」，廖廖數語，足見新界北只是一個多麼虛妄的空中樓閣。

觀乎目前的《香港2030+》諮詢文件，與十年前《 香港2030》的最大差別，就是對中港融合的問題極度迴避。例如河套區的名字被納入諮詢文件 「三條發展軸」之一：「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」的範圍；但具體內容卻對河套區的角色絕口不提──《新界北專冊》談到區內適宜發展創新及科技產業，卻完全沒有提及新界北和河套區的關聯；其中「新田／落馬洲發展樞杻」的面積175公頃，但對毗連87公頃的河套區卻完全不置一詞。就算我們完全將河套區視作深圳的一部分，以它所處的邊境戰略位置，《 香港2030+》也應加以探討，現在完全不提倒顯得欲蓋彌彰！

事實上，諮詢文件中提及的另一條「發展軸」：「北部經濟帶」，便主要由七個港深邊境口岸，以及毗連的洪水橋、新界東北和新界北新市鎮串連而成。其中新界東北規劃人口17萬，區內只提供不到4萬就業職位；稍後洪水橋的規劃人口大致相同，但職位數目則大幅提升至17萬；及至《香港2030＋》則揚言，新界北人口25－35萬，卻竟能提供職位21萬！「人口及職位比例均衡，令交通基礎設施的需求可降至最低，乘客的平均行程距離也可縮短」──唯一合理的解釋，是市民盡皆主要出入深圳而非香港。而坪輋和打鼓嶺繼東北一役之後，再次不能倖免，淪為配合中港融合的土地儲備。

恰巧李克強在2017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，首度提出「粤港澳大灣區」的概念，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，研究制定区內城市群的发展规划，发挥港澳独特优势，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。广东省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，也包括「开展珠三角城市升级行动，联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」等内容。《香港2030+》諮詢文件中悉數被隱沒的內容，香港市民只能在內地官方文件中找到。

2030+懶人包

https://www.inmediahk.net/node/1049002